“中国的状况常常是前进和倒退夹杂，有时候前进中倒退，有时候倒退中前进，不能对其进行简单的概括。”11月21日，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中国专题系列讲座”上，戴锦华向来自全球的青年学生，谈起她对中国的观察。

　　戴锦华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她在学界和电影界成名已久，几乎每一时期的着作和演讲都能产生很大影响。当晚她演讲的题目是《家庭、观念与文化魅影：数码时代的性别与秩序》，戴锦华从电影开始，分享了她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观察。“什么在变化？这个变化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将怎样参与其间并且创造可能？”戴锦华问道。

　　被资本狙击的前现代中国的幽灵

　　2012年的电影《浮城谜事》在官方的宣传中突出的是“谜”——一位名叫蚊子的大学生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的离奇车祸和随之而来的死亡，引发警察的追踪和调查。

　　陆洁与乔永照是一对事业有成的夫妻，他们共同经营着一家公司，还有一个女儿，这是一个令旁人艳羡的幸福的三口之家。但是妻子发现了丈夫的秘密——他另有一个名叫桑琪的女人，而且与那个女人组建了家庭，他们还有一个孩子。实际上，戴锦华解释道，是这个我们通常视为“小三”的女人找到的陆洁——正妻，因为她发现这个男人在她与正妻之外，还嫖娼，离奇死亡的蚊子正是他过从甚密的妓女。

乔永照与妻子陆洁，电影《浮城谜事》剧照

　　“我们可以怎样去讨论这部电影？”戴锦华问，“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男权的高扬：一个男人，有两个女人，还与妓女交往，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又或者说影片表现了男性的堕落？也许这些都是影片传达的社会信息的一部分。”但戴锦华更为关注的是影片展现出的当下中国的两种家庭类型的并行：一个是全球化时代中的以西方通行价值观为基础构建的中产阶级家庭（影片中陆洁与乔永照的家庭），一个是承袭自前现代中国的以血缘亲属关系、旧式伦理构成的传统家庭（乔永照与桑琪的家庭）。

　　在这两个家庭中通行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同一个男人，在第一个家庭中，是有教养的、对待妻子温柔、对待孩子有耐心的新好男人，而在第二个家庭中则是可以对妻儿施以打骂的权威者形象。实际上，桑琪作为“小三”，在面对正妻时非常坦然，戴锦华告诉我们，因为她和他的孩子是男孩儿。“孩子叫宇航，名字是他奶奶给起的。” 桑琪对陆洁说。换言之，桑琪是以儿子的母亲的身份而非以第三者的身份在面对正妻，并且这一身份在传统血缘亲属关系下得到了认可——奶奶给取了名字。

　　而陆洁在知晓了自己丈夫的行径后，处理方式也很简单，她解雇了他。他们共同经营的公司，她是董事长，他作为经理是由她雇用的。“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反映了女性的强大，因为这里展现的是资本的强大。”戴锦华说。

　　当晚演讲题目中的“魅影”一词，实际上是借用自《共产党宣言》开篇的“幽灵”，戴锦华在演讲中也只是使用了“幽灵”这一表述，用来指称弥漫在现代中国的前现代中国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而这一幽灵可以自由摆荡其间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当下瓦解和重构着。

　　在变动的时代重归家庭

　　“我们经常谈到，当下中国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每个人都被变动裹挟，但每个人同时又都在促成变动。我们都是被改变的改变者。在这样的动荡之中，似乎不可能获得一个恒定不变的身份和位置，而也就在这时，我们重新发现了家庭。在家庭里，我们的生命得到延伸，我们获得情感的结合，同时家庭也是更稳固的经济单位。”戴锦华说，“但这样的以家庭为核心的努力却又常常以家庭的解体告终。”

　　以2015年的电影《告别》为例，戴锦华和我们分享了她的观察。“我是在影展上看到的这部电影，我为它争取到最佳影片。因为它展示了一个在中国普遍存在，却很少被再现于银幕的现象，为我们了解中国当代生活，特别是中国当代家庭生活开启了一个新的面向。”

　　电影《告别》剧照。在第2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该片获得国际交流基金亚洲中心特别奖。

　　在《告别》中，一个在英国上学的女孩儿，得知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回国探望父亲。她的母亲是个成功女性，商务旅行不断，很少在家。而且即使在家，也很难照料她的丈夫，因为她的丈夫已经在很久以前就搬回自己的母亲家住了。

　　“这种家庭内部结构的离散是当下中国的普遍现象。”戴锦华说。她表示，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越来越早地把孩子送到海外——她听到的身边的一个例子是有朋友在打听如何把孩子送去英国上幼儿园，而年幼的孩子出国，往往伴随着母亲陪读的现象。于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选择裂解了家庭本身。而不仅在城市，在中国农村，这样的家庭结构的裂解也是广泛存在的。因为当下的中心学制，意味着农村孩子往往要去离自己的村子很远的“中心学校”上学，由此带来的母亲陪读，和城市中的情况不同而相似地导致了家庭结构的解体。

　　父亲寻找女儿，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

　　“因为批评《归来》，我彻底得罪了张艺谋。”戴锦华说。但是戴锦华在当天的演讲中提到《归来》，却并非为了分享她个人对影片的看法，而是为了分享一位青年电影研究者的观察：《归来》的主角既不是归来的丈夫，也不是等待着丈夫归来的妻子，而是女儿。

　　“《归来》在宣传中强调的，是影片要直接处理中国当代历史，特别是中国当代历史的灾难，但影片中丈夫和妻子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只要那个时代有些混乱就可以了。但是女儿作为一个当年出卖父亲的角色，她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父亲归来，母亲不认识他、不接受他，他归来的真正意义是女儿重新赢得了被她出卖、被她伤害的父亲，从历史中得到了解脱；而父亲因为原谅女儿，重新获得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他不再只是一个在妻子面前没有名字的男人，或者一个仅仅被妻子惦念的无法归来的虚像。”

　　戴锦华继而转向诺兰的《盗梦空间》（2010）和《星际穿越》（2014），两部影片都讲述了一个男人回家的故事。“在《星际穿越》中男主人公拯救了人类，但在故事的结构中，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履行了对女儿的承诺，回到了女儿身边，由此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影片中，主人公实际上还有一个儿子，却被以不符合好莱坞通行的剧作结构的方式忽略了，戴锦华说。

　　而这样的在女儿身上寻找意义和价值的影片不是孤立。《银翼杀手2049》（2017）这部关于未来，关于生物学革命、技术革命、数码革命、赛博格可能怎样改变人类的未来的影片，讲述的还是寻找女儿、找到女儿的故事。而《寻梦环游记》（2017）表面上是男孩儿寻找父亲的故事，最后变成了已成幽灵的父亲寻找女儿的过程，他找到女儿，才获得生命的意义。

　　所有这些影片向我们展示的，都是那个天然地占据着领导者和权威地位的父亲，要靠寻找通常被视为处于服从地位的、依附性的女儿来赋予自己意义、来证明自己的意义。这有何意味？

　　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性别规范的模煳吗？

　　“近年来，我注意到表现性少数的电影，在很多电影节不再单独作为一个单元进行评奖，而是和其他所有影片一起参评。比如这一部。”戴锦华在投影上展示了《阿黛尔的生活》（La vie d'Adèle）的海报，“而当奥斯卡把最佳影片颁发给《月光男孩》（Moonlight）的时候，我完全晕掉了。因为它触及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很多禁忌：种族问题，同性恋问题，同性恋和基督教关系等等。尽管历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可能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一定代表了美国主流价值观。因为它的评委基本都是上了年纪的成功人士，年纪大本身就带有保守性，而成功则意味着他在主流价值体系里的适应以及对它的认同。”

　　电影《阿黛尔的生活》剧照。该片改编自法国女作家朱莉·马洛的情欲漫画《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讲述了女孩阿黛尔一段如火如荼的同性爱情。

　　戴锦华问道：

　　“如果说男权社会、父权社会为了自己的稳定，一定要禁止性少数这些另类、异类的出现，那么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这种基本的文化禁忌被改变？”

　　在将目光转向中国后，戴锦华发现了可以类比的现象：耽美文化和浸淫其间的腐女。这些异性恋女性，借助网络形成圈子，投入到阅读、创作或再创作以同性恋男性的性爱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中。《镇魂》这部改编自网文的电视剧，是一部编剧、特效、剪辑等一切方面都很粗糙的作品，戴锦华说，然而它的走红代表了耽美文化已经溢出亚文化圈，开始渗透到主流商业文化的生产中——尽管这样的渗透必须要舍弃男男性爱，而改为“感天动地社会主义兄弟情”。没人关心这部戏剪辑的粗糙和特效的廉价，人们关注的是好看的两个男人，并用他们的形象进行再创作，整个文化生产的方式被改变。

　　在这一繁复的、斑驳的、彼此缠绕的文化表述中，《镇魂》的走红向我们透露了怎样的关于社会性别的、个人身份的、认同结构的变化？异性恋的女性在怎样的心理状况之下投身于男性身体和性爱的消费？这可否视为女性地位伴随消费能力的提升？抑或兄弟情是化妆的姐妹情？戴锦华在连连发问后，并没有给出回答。

　　但她提到，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两代人，可能是理解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孩子是家中独子，不论男女，父母在培养时，都更加倾向于教导他们要出人头地、追求卓越，要做自己、创造辉煌，性别角色和相关规范是被淡化的，戴锦华说。两代人在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两代人的生命历程足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些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人被培养起来的数量庞大的个体，可能正在从内部改变中国社会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和自我想象。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明重新选择方向的时代，戴锦华说，在这一时代，我们必须要有创造性。“这是我从电影开始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观察，没有结论，我只是希望大家在这些新的表象、新的变化面前，在这些难以简洁地回答和定义的问题面前，停下来，问自己，也问这个世界：什么在变化？这个变化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将怎样参与其间并且创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