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1日至8月31日，今年全国电影暑期档总票房为173.8亿(含服务费)，再创新高，比去年同比增长6.3%;观影总人次达到5亿，同比增长6.4%。

　　这半个月，《最后的棒棒》《大三儿》两部纪录片先后在国内院线上映，但票房成绩却接连受挫。上映两周，两部电影仍在百万票房徘徊。相比前两年《我们诞生在中国》《二十二》等纪录片优秀的票房表现，今年这两部作品在如今火爆的电影市场中显得格格不入。

　　在中国电影屡创记录的“光荣与梦想”中，似乎与纪录片没什么关系。

　　这是纪实影像的原罪，还是纪录片院线之路的道阻且长?

　　纵观小屏，新开发的纪实剧、带有纪实性质的综艺节目，包括传统的电视纪录片都还有一席之地。但大屏上，虽然这些纪录电影的讨论经常出现在各个网站，给人以热闹之假象。然而，今年《最后的棒棒》《大三儿》两部作品的成绩却让人意识到，电影院里留给的纪录片空间其实远没有想象中那样乐观。纪录片行业整体前进的步伐中，纪录电影频频遇冷，究竟在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

　　资金不足，“买”不到票房成绩

　　记得几个月前，《后来的我们》票房造假事件轰动一时。电影局约谈，舆论热议，事件热度久居不下的背后，其实是国内电影市场日积月累的“造假”问题。《后来的我们》因为上映首日网购平台的大量退票而被质疑造假，那么，按时付款进行“刷票”的电影又有多少?恐怕经不起细想。

　　这些行业“默许”的乱象，与纪录电影仿佛存于两个世界。

　　很多时候，纪录片团队的资金对于拍摄、发行的成本都只能勉强应付，至于后期的宣传推广，只有依靠电影本身的品质以及观众们的口耳相传。《最后的棒棒》从剧版到影版，是发行人认可剧版的品质，临时凑了200万来注册公司，才提供了拍摄的机会。

　　8月份正是票房火热的暑期档，面对“宣发费巨甚”的商业电影排片，《最后的棒棒》仅以200万的宣发费用根本无法拿到充足的放映空间。

　　这部片子上映前夕，导演何苦在微博上感慨，目前的电影市场中，买排期、买数据、买好评对于影片已经是常规操作，而《最后的棒棒》，“别说我们没有那些钱，就算有，靠买买买，也对不起这部电影的核心，那就是’真实’和’希望’。”

　　何苦的一番话，说的不仅是《最后的棒棒》，同时也是国内很多纪录片人正在面对的环境现状和他们的创作态度。

　　排片不足，质量本身也备受争议

　　排片不足几乎是《最后的棒棒》和《大三儿》同时遇到的问题。一方面，很多观众想看这两部电影却因为排片少、排片时间不合适而没有办法观看;另一方面，时值七夕，面对上座率更高的商业片时，院线便迅速做出了选择。

　　就这样，上映两周排片依旧稀少的情况下，《最后的棒棒》发行团队决定组织各城市的观众众筹观影，在周末的黄金场等合适的时间段进行包场。从观众回复来看，受众群分散在各个城市，“众筹观影”的地域范围还在扩大。这种解决办法是发行团队积极寻求排片的正向行动，同时也是不应重复出现的无奈现象，纪录电影若一直如此，恐怕连竞争的门槛都没有迈过，更不要说在院线市场中开辟一番天地。

　　作为纪录电影的发行方，在如今的电影市场中也应该丰满自己的羽翼，不能仅仅依靠观众的“雷达”。在资金有限的阶段，至少可以选择网络上的投放和曝光，为口碑传播提供源头。去年大热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同样在上映第一天遭遇排片低谷，但借着诸多名人、影评人在网络上的评价和传播，第二天的排片翻了3倍有余。观众并不是没有认知美好的眼睛，但无论如何，影片最初的曝光都是不可或缺的步骤。

　　从院线角度来看，众筹观影的实现恰恰说明了院线曾低估这部纪录电影的表现与反响。院线以上座率为判断标准的考量无可厚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优胜劣汰”市场生态的维护和见证者，然而，在纪录电影还未站稳脚跟的阶段，作为电影行业直接影响观众观看行为甚至习惯的一环，如果院线能够对纪录电影多些信任，在黄金时段也给出少量排片，既实现了电影人的使命感，又或许能收获意料之外的回馈。

　　在各种外部不利因素堆积起来的清单中，我们似乎少有审视作品自身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最后的棒棒》13集纪录片被浓缩成99分钟的电影后，观众迅速两极分化。曾经引以为傲“豆瓣评分最高的国产纪录片”，在影版上变成了6.4分。在评论《我为什么厌恶电影版》里，网友列举了摆拍、煽情、结构等五大质疑，甚至怀疑导演何苦消费棒棒群体。

　　《大三儿》虽然在影片质量上未被质疑，也曾感动过无数人。但对于走进院线的纪录片，不少人依然觉得对主人公三哥的刻画，却显得太过生活化、碎片化的随意。大量的独白更像是适合一个人慢慢品的心声，在影院空间的狂欢下，反而显得捉襟见肘了。

　　观众不买账，题材要向主流妥协吗?

　　很多人说，影视作品在塑造着观众的品味，反之，观众的兴趣偏好也在影响着大多数主流作品的内容与风格。纪录电影中相对严肃甚至小众的题材在国内市场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过渡。几年前初入大众视野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还有在通过网络迅速走红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许多都围绕着较为主流的话题。而像去年令所有电影人眼前一亮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则是精准定位在战后创伤的主题，引起了巨大的舆论热潮。相反，今年这两部国产纪录电影，拍摄的是并不为所大众熟悉的个别人生经历，充满对现实世界的关心，却与市场口味存在偏差。

　　然而，题材并不是票房遇冷的决定性因素，电影本身的品质是也不可回避的问题。《最后的棒棒》虽有诚意，但是资金、素材不足的问题也是电影的剪辑举步维艰，最终成品的品质更多来源于“真实可贵”，而作为一部电影来说，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对于质疑，何苦解释，“剧版13集有充分时间去铺垫，每一集甚至可以独立，观众看起来不枯燥，而电影限制很多，首先在时间上就仓促不少。”《最后的棒棒》团队对电影制作缺乏经验，把握不足，而拍摄条件的限制使素材本身也存在比较关键的缺失，这些都是影响电影成片效果的直接因素。目前网络评价的两极分化，其实也是观众的评价标准在态度和专业度之间摇摆不定的结果。

　　态度当然是做好电影的基础，但在诚意之上，花费更多时间磨炼水平才是国产纪录电影的正确发展之道。想要走出国产纪录片的又一次“冬天”，需要作品本身同时达到品质与价值的双重标准，才更有理由期待院线排片方面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