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何坐上香港电影的头把交椅？
作者 |阿木，资深影评人，香港电影研究者
今年春节档时，由林超贤执导的动作片《红海行动》虽然开局不利，但凭借着优异的品质、过人的口碑不断的逆袭，最终成为春节档冠军，而影片也确定将会代表香港电影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
算上上一部作品《湄公河行动》，林超贤已经接连两部影片成为了叫好叫座的商业化大导演，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香港导演在主旋律题材的把握度、成熟度。
而在这之前，他的作品所折射出来的，更多是带有黑色幽默的身份危机感，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两部作品《野兽刑警》、《江湖告急》中。
而在今天(9月30日)下午，中国电影资料馆也将举办林超贤的早期作品《野兽刑警》、《江湖告急》的特别展映及导演见面交流会，这无疑是港片迷的一缕福音。
《野兽刑警》：危机感下的人性爆发
“尽管《愈快乐愈堕落》描写感情的含蓄及视野的豁达令人欣赏，《野兽刑警》借类型片格局作出不凡的人性写照得票更高，其正邪难分的主题、压迫感和神经质的心理状态，更不乏对应时代的弦外之音。”
在当年的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中，《野兽刑警》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并获得了如此高的评价，随后又赢得了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及最佳男配角五项大奖，而这一年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了陈果的《去年烟花特别多》、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及银河映像出品的《非常突然》、《暗花》等。
早在八十年代末林超贤就已经加入了新艺城公司，并参与了一些文艺片如《小男人周记》、《不脱袜的人》等的制作，但他的兴趣热情，更多在于林岭东作品式的人性、暴力及动作中。
他也在担任《逃学威龙》的副导演时找到了兴趣与特长的结合点：对动作戏的热情。(这点对他的近年合拍片之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拍《飞虎雄心》时，据导演陈嘉上的回忆，“我负责创意统筹，坐在导演椅上掌控全局，具体的活，都由林超贤操刀”。
陈嘉上的《逃学威龙》系列、《精武英雄》、《霹雳火》等都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到了《野兽刑警》时再度找来徒弟林超贤合作，并由林超贤负责枪战场面的调度及部分文戏。如最后黄秋生爆发出来的那一场打斗戏，是林超贤负责，“最后一场戏两个人对打，是非常风格化的处理，是第一次在电影里运用，我自己非常喜欢”。
在这场戏里，林超贤没有使用港式动作片常见的快镜头，或者套路化的动作，而是通过手持摄影加上偶尔出现的掉帧画面的配合，渲染出黄秋生所饰演的烂鬼东与谭耀文的图钉华之间的疯狂式生死搏斗，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黄秋生、谭耀文分别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及男配角奖。
相比于之前的《逃学威龙》、《飞虎雄心》等，很明显的，随着林超贤的作用越来越大，《野兽刑警》里的人性灰暗性越来越多，并融入了林岭东《监狱风云》式的人性在极端背景下的爆发度(最后一场戏)。
同时，影片里图钉华的最后命运，被小弟一刀砍死，则呼应了图钉华对大哥的背叛，也折射出了黑色幽默。
《江湖告急》：黑色幽默的另类之作
“拍《野兽刑警》那段日子说话都好似是为别人而讲的，虽然在拍摄过程中都是发挥自己专长的部分，但原来没有自己想讲的东西，也缺少了发问自己的过程。于是我开始想，所谓作品，就要必须要有我的笔迹，是要有我想讲的事情在里头。”。
“《江湖告急》是我个人喜欢的。片子一开始不是这样的风格，后来我把风格转变过来。我很喜欢黑色幽默。”
虽然说，《野兽刑警》的成功让林超贤赢得了不少的掌声，但他本人则并非是十分的满意，主要原因便在于缺少了他自己的东西，于是，在面对低成本(仅约400万港元)制作的《江湖告急》时，林超贤反而放开了手脚将自己的风格特色充分的发挥了出来，尤其是自始至终的黑色幽默。
当时流行的香港电影，无论是武侠片或者警匪片甚至是古惑仔片，整体风格还是相对比较阳刚而快节奏的，但随着电影市场的低迷(包括韩国台湾等亚洲市场全面萎缩)、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依然不小，香港电影出现了不少风格化的中小成本作品，银河映像的《暗花》、《非常突然》到《枪火》，林超贤的《江湖告急》等。
按照林超贤的访谈所说，《江湖告急》是根据一位七十年代的黑社会大哥的故事改编(不过具体人物原型还有待考证)，影片里也充满着各种常见的黑社会题材影片的元素：帮派之间的厮杀、兄弟间的情义，甚至是勾二嫂等。
但更为特别的是，影片不仅无意于写就黑社会大哥的豪情史诗，反而着重描述了黑帮生活的种种黑色幽默：
生死关头时彪悍机警的贴身保镖竟然是出于对大哥任因九的“爱情”，且这个演员张耀扬早已在九十年代的香港黑帮片里几乎成为了一个符号，角色人物的个性与演员的标签形成了对话;而无论是在警察或者黑帮都在拜的关二哥，他对自己的行为解释为那么多人拜我，我哪里能帮的了每一个人，但又有偶尔的出来显显灵，让人觉得你还有用;而关二哥的另一句，“当年千里送嫂，你猜我为何要月下看春秋”，言简意赅引人遐想……
传统男性黑帮片、警匪片里的男性情义，就这样的被林超贤颠覆了，也成为了林超贤早期最为人称道的佳作。
《江湖告急》到《红海行动》：身份危机到认同
“我刚出道当导演时，其实是香港电影最低谷的时候，我想学了十多年电影出来江湖是这样，内心非常害怕。所以我人生不同的时间，都有不一样的我。我的内心、我的思想都是在变的，如果我不变的话，可能我的创作生命就没了。”
对于八十年代以来的香港人来说，一九九七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时间点，再加上发生的各种事件，让香港人常常有一种“浮城”的危机感与焦虑感，尤其是在香港回归前后时，这种危机、焦虑特别的突出，包括《和平饭店》、《天涯海角》、《香港制造》、《暗花》、《玻璃之城》等。即使是在回归后的六七年里，危机依然像影子般，挥之不去。
林超贤的《野兽刑警》、《江湖告急》在创作时，也是香港人、香港电影的低迷期时，香港电影人又喜欢将这种大时代的焦虑、身份危机表现在电影之中，就像《野兽刑警》里的烂鬼东，身份是警察但他的言行则更接近于街头上的烂仔、古惑仔;而拜关二哥的黑帮，则也只是将情义两字停留在口头上。昔日徐克在《黄飞鸿》系列里想要架构“中国往事”的野心，到了世纪之交的新一代影人这则剩下的是无边的消解、后现代的拼凑。
江湖是什么?江湖在哪里?江湖是相对于庙堂/朝堂之外的所在。
而对于电影人来说，他们的江湖则是市场：在东南亚电影市场普遍以香港电影为主时，香港电影可以以“尽是过火，尽皆癫狂”的方式娱乐大家，或者排解发泄焦虑危机感;而当内地市场成为了香港电影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市场时，这个江湖逐渐的发生了蜕变。
努力自我改变、力求生存的林超贤，也曾导演了《闪闪的红星》这样的动画片，口碑票房都遭遇了滑铁卢，反而是《证人》、《线人》等为他挽回了不少的口碑。
林超贤与华谊兄弟合作的《逆战》或许不算很成功，但至少，成为了他近期作品的转变标志：以国际化为背景，枪战动作戏为主导，讲述契合于主流意识形态意义的故事。
这也让他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都取得了相当傲人的成绩。而他的下一部作品，《紧急救援》，也将是类似的主流商业动作片。
从《江湖告急》到《红海行动》，林超贤完成了自我的蜕变的之路，而如果再结合徐克、刘伟强、杜琪峰、陈可辛等香港电影人的近年作品来看，更是可以看出香港电影人的从身份焦虑、危机到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