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乡土文化形态中的社会关系
春节假期就在探亲访友、迎来送往中倏忽而过,读书也不能选择鸿篇巨制,只是匆匆翻阅了一遍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该书是4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讲义结集,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扛鼎之作。作为一个门外汉,阅读此书更多的是出于对恬淡乡村的眷念和向往,而不是对社会学专业的窥探或质疑。
费先生用14篇文章阐述了乡土本色,比较了城乡教育差别,分析了乡村的家庭结构,叙述了乡村的人伦政治等。理论化的语言和系统性的分析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但这也无损于对当时中国乡村的勾勒、刻画。正是因为费先生对中国乡土的偏爱,才赋予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生活现象更多的含义。
费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礼治社会。出于对传统的服膺,人们从内心无比信任和遵循长老教化,所以解决纷争的方式往往是长老的调解,乡土社会就形成了一种“无讼”的状态。《易经》六十四卦中的讼卦就有言:有孚,窒惕,中吉,终凶。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诉讼都是不好的,就算是有德行,高度警觉,甚至有半途的优势或助力,最终也是两败俱伤的下场。
现代人总强调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殊不知一旦到此地步,双方就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而人际关系往往又是可以伸缩且具有弹性的,“无讼”则恰当地避免了人际关系的僵硬和不可逆转。我认为社会也需要这样一个缓冲区,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是非黑即白,更不是所有的冲突都要拼个你死我活。我不知道费先生社会学的专业语言背后是否多有所指,但我深信文字的人文关怀。这或许就是与人为善的劝喻,也是让社会保有温度、涵养人性的一份忠告。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不单因为社会学词汇的艰涩难懂,更因为我实在不知道40年代的乡土状态现在是否已灰飞烟灭,又或者说人们日常生活的城市与温情脉脉的乡村距离有多远。乡民们现在都在攀比谁家官大钱多,都在议论谁家的新房更像城里的别墅,城市化极大地冲击着乡民的价值观念。这种变迁已经不是单纯的对错是非能够判断的了。毋庸置疑,乡村、乡民、乡风有一定的局限,城镇化的脚步一往无前,但我们所追求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否能够同时重现?城镇化不仅需要物质条件的改善,也需要传统观念的回归。
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多元多样多变的价值观念让人手足无措。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切地渴望和呼唤。现代人越来越需要一种方式安顿自己的灵魂,而传统文化无疑是一个正确而有效的选择。同样,城市也一样的拥挤喧闹,山野乡村或许也是切合时宜的追求。《乡土中国》满足了人们“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期待。我们来自中国的乡土,心中总应留有一个角落让乡土中国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