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等革命先烈或道德楷模的争议，近年来持续发酵。是怀着敬畏的目光注视与革命先烈或道德楷模相关的历史资料，还是以网上得来的只言片语为据进行肆意解构，成为双方论战的焦点所在。

　　论从史出，如何使对历史资料的解读体现得较为公允？战国时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具有极为重要的参照或现实价值。

　　以意逆志，说的是：以求己意与作者之意的融合。《诗》出现之后，说诗者众多，因方法有异，致使对一首诗的解读呈现分歧。孟子认为，如果仿效咸丘蒙割裂整体、拘于字句的释诗方法，那么，对“周余黎民，靡有子遗”的解读，便会出现“周无遗民”的荒谬论调。于是，孟子敏锐地提出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以意逆志”：“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在对“以意逆志”之“意”的解释史中，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是说诗者自己的心意；另一种认为是作品所蕴含的写作者情意。说诗者，因带着不可规避的知识结构、时代背景、生活经验而说诗，故难免夹杂己意。但放任己意，弥漫成“牵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中来”的“以意捉志”，不免“走火入魔”；而嘲笑“以己意说之”，一味强调解读中“作者之意”的至上单纯，何尝不是“剑走偏锋”？因此，“以意逆志”之“意”当有己意与作者之意二元。但应以作者之意为主、己意为辅，使作家作品之意与批评者自己之意达到理想的视界融合。

　　知人论世，说的是：以期解读文本有作者作为历史人的在场。解读文艺作品要有历史在场的意识。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就已带有这种睿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尚友古人，即通过诵读古人作品以求获得心灵智慧的提升。而要尚友古人，单从作品本身作纯技术的分析是不够的，还需结合作者的生平思想及其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加以考察。因此，知人论世，不是有意推崇作者作为历史人的存在，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情思或意指：何以是这般而不是那般。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二者相辅相成。孟子对《小弁》《凯风》的解读，就兼用了这两种方法。他认为两首诗虽然主题相类，但由于作者遭遇不同，其亲人的过失有大有小，因而诗中有怨有不怨，感情色彩与其强烈程度也大有差别，因而不可等同视之。“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已构成中国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王国维曾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对英雄人物、道德楷模“史料”的解读，这种文学批评方法可资借鉴。

　　革命先烈或道德楷模的历史资料，与诗文等文艺作品相较，真实性是其生命之所在。而那些抓住网上得来的只言片语，罔顾革命先烈或道德楷模历史资料的整体意指，以实证或貌似实证的眼光肆意拆解，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字蹂躏革命先烈或道德楷模，娱乐、消费甚至消解革命理想和崇高价值，无疑是以意捉志或心怀不轨后的病态折射。出现这种状况，重要的原因正是没有摆对己意的位置，肆意让己意拓边扩界，而全然不顾作者之意或作品之意。同样，缺乏知人论世的历史维度，种种“奇葩”说辞便会“前赴后继”粉墨登场，如对抗美援朝涌现出的“堵枪眼的黄继光”“烈火烧身的邱少云”英雄行为的理解，便有“人体承受机枪枪口的冲击力而不倒，违背人体物理规律”“燃烧弹下，神经元的反应难以控制”云云。持有此种生理解释的心怀叵测者，不顾抗美援朝的历史语境，不解民族危亡时仁人志士的钢铁意志，而是以己不可为之心度别人可为之腹，故而才有轻佻的解读，甚至亵渎的解构。

　　对革命先烈或道德楷模历史资料的解读，要严肃慎重合理，而不能信口开河；对革命先烈或道德楷模历史资料的审视，方式方法要得当，而不是拿着放大镜吹毛求疵。否则，就会堕入凭己意而肆意拆解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怀有融通意识——“以意逆志”中的视界融合与“知人论世”中的历史在场，不是简单的弘扬“祖宗之法”，而是让传统文化的精粹之光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