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 李兆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四十年来，中国逐渐建立起系统、完整的金融组织体系。作为金融业的资深从业者，曾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的姚余栋对金融深化改革的成就有着切身体会。

　　“咬定青山不放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这是曾在央行任职近七年的姚余栋对中国金融改革上半场的评价。他认为，从建国以来，中国金融体系一直“咬定青山不放松”为实体经济服务。“乱云飞渡仍从容”，指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历经了数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震荡，依然有效控制和化解了风险。

　　回望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成就，姚余栋坚信，中国经济正在强势回暖。“金融业或许比我们自己看到的还略好一点。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还是可以有点小欣喜的。”

　　“人民币加入SDR是近乎完美的努力”

　　作为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姚余栋是国内最早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学者之一，他曾与贾康等人共同提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同时，姚余栋还与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并称为央行对外解读货币政策的两大“发声者”。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金融体系经历涅槃的十年，也是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取得成就的十年。2009年加入央行，此后在2011年至2015年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的姚余栋，曾亲身参与央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

　　谈起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成就，姚余栋显得颇为自豪。他向网易财经回忆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缘起：“这一进程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人民币跨境结算，越南和老挝突然开始接受人民币了。当时央行国际司的领导很早就开始注意到这个变化，开始推动东南亚地区的人民币结算，这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2008年7月10日，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货币政策二司，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姚余栋提到，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契机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作为一个改革措施，央行联合外管局等部委推出人民币跨境结算。“那个时间点选择得非常好，早了吧，谁用人民币呢?晚了吧，就错失机遇了。”

　　2009年7月1日，央行等六部门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明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清算行、出口退税等政策细节，此举标志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同年11月，姚余栋加入央行，作为央行货币政策二司的一名副巡视员，参与了货币政策司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过程。“当时人民币跨界结算只占整个贸易结算的1%，我们见日本银行的行长，人家说‘(这个比例)将来会达到20%’，我说‘会吗?感觉不太可能’，结果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27%、28%，这在2008年开始人民币跨界贸易试点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除人民币跨境结算外，姚余栋特别提到，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也可被视作央行的一个“壮举”。SDR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弥补成员国官方储备不足。

　　在人民币跨境结算已经取得超出预想的成就，资本项下也稳扎稳打的背景下，2015年，IMF启动每隔五年对货币篮子进行一次评估。姚余栋回忆当时的情境，“党中央下达应对政策，让我们及时做准备工作，但也不强求，后来IMF做了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说我们有‘811’汇改，汇率也是参照市场的制定方式，离岸人民币的交易量很大，各项指标都已经达到标准了。”

　　2015年12月1日，IMF正式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距离上一轮评估历时整整五年，IMF终于批准人民币进入SDR，成为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的第五种SDR篮子货币。

　　谈起人民币加入SDR的成就，姚余栋激动不已。“我作为以前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参与者、一个老兵，12月1号人民币加入SDR，我心里特别激动。回望过去，你今天再做也不一定能这么完美。所以今天人民币就是国际货币，它越来越是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就是占优货币。”

　　“中国银行业将跨入全球一流水平”

　　谈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银行体系及其基本职能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但仍然是兼有中央银行职能和商业银行职能的“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系。

　　1979年，国有银行改革正式起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相继恢复和成立。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相继恢复，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至此，中央银行体制开始建立，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格局逐步形成。

　　作为中国金融业的从业者和观察者，谈起过去40年银行业的变革，姚余栋也显得感慨万千。他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国外认为中国经济要崩溃了，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银行体系坏账太高。“当时计算有60%的坏帐，实际没那么高，但人家说我们技术性破产。”

　　1993年底，国务院提出深化金融改革，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将工农中建由专业银行转变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解决国有独资银行长期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国务院于1999年先后成立了四家直属国务院的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金融体系稳定关键是银行，银行体系稳定关键是大行，大行主要是工农中建，因为它们占了我们当年一半的总资产。抓住‘四大’就可以了，这就是定海神针。”姚余栋说。

　　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重点议题定为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可上市。此后，从2005年到2007年，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先后上市。2009年，农行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并在2010年完成“A+H”两地同步上市，至此，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圆满收官。

　　回望国有银行改制和上市的征程，姚余栋感慨道，上市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人家说你国有银行坏账那么高，我怎么敢去投你呢?今天想想，我觉得有点像惊悚小说似的。当年首先是建行上市，我们领导追着国外投资者，一旦建行上完市，反过来了，变成国外投资者追着咱们工行、农行、中行，这简直是一个剧情的大逆转。”?

　　他还提到，四大银行上市的时间点采得非常好，真正做起来其实只有五年时间。“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再晚哪怕几个月，可能就错失了好几年甚至十年时间。”

　　国有大行上市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资本金充足率提升，初步达到了国际的标准。“现在整个银行业坏账率已经控制在2%以下了，在逐步走低;银行业的ROA(资产回报率)已经止稳了，整个流动性的控制也很好。”姚余栋认为，2018年是中国银行业的一个拐点，明年的发展会更猛。

　　“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和上市是一个脱胎换骨，惊心动魄的过程。我认为在全球来看，我们银行业直接跨入一流。”他自信满满地说道。

　　“结构性去杠杆必须忍受阵痛”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可谓是涅槃重生。2018年，严监管和防风险逐渐成为金融监管领域的重中之重。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金融风险”列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第一要务。2018年5月，由央行牵头的九部委共同编制的的《“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也于日前印发。其中整顿影子银行、去杠杆等问题受到业内广泛关注。

　　对于金融去杠杆问题，姚余栋指出，首先要明确在整体金融杠杆率高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杠杆率是全球最高值，对名义GDP的比例高达140%到150%。“不要有侥幸心理，将来如果杠杆率过高，终究会发生明斯基时刻。灰犀牛是不能视而不见的，要正视这个风险。”

　　2018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首次提出“结构性去杠杆”，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划定基本思路。姚余栋认为，这是一个有远见和前瞻性的举措，同时还要忍受阵痛，没有点疼痛是做不到的。

　　具体而言，他指出，结构性主要体现在在企业部门，同时要控制地方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金融部门也要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控制杠杆率。居民部门是可以加杠杆的，但是也不能加得过快。“要把整个杠杆率有所控制，特别要让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趋缓并略有下降。”

　　除防范金融风险之外，金融市场开放也是政府今年政府工作的一大要务。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这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向国际社会再次发出了强烈的开放信号。

　　“首先，我们的金融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要看到金融业是一个服务贸易，在全球都处于开放状态，这种开放非常重要。毕竟人民币将来要成为国际货币，一定伴随着国内的金融机构走出去，在温室里是不行的。虽然国际竞争已经很激烈了，金融的服务贸易一定是开放的。”姚余栋提到。

　　在政府宣布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同时，市场也表达了一种担忧情绪：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会挤占本土银行的市场份额?对此，姚余栋认为不必过分担忧，今天的金融开放不会有“狼来了”，只会形成一种鲶鱼效应，关键是让老虎跑得更快，要让中国的银行更有效率。

　　在访谈的结尾，姚余栋用三个“不可阻挡”概括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他表示，谁也阻挡不住中国经济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阻挡不住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阻挡不住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三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人民币终将是国际货币，这需要金融增强对内外的开放，服务支撑于人民币国际化。将来还是要放眼于全球，放眼于客场，通过这种金融开放，促使我们的金融机构更多地、更快地走出去。”姚余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