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明确由海尔牵头制定关于大规模定制工业模式的国际标准之后，仅仅几个月时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又任命海尔COSMOPlat为研究组召集人，专题研究制定大规模定制的国际标准，输出ISO国际标准、技术规范等。从发达国家管理理论界纷纷跟踪研究以及将海尔的制造模式案例引入课堂，到两大国际组织将海尔模式作为标准推向全球工业，中国企业的制造方式为什么能领先最早提出工业4.0的德国企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海尔模式的领先性对未来工业的转型有什么促进作用?新华网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

　　管理学不能成为互联网装饰的唯象理论

　　新华网：ISO最近任命海尔COSMOPlat为研究组召集人，专题研究制定大规模定制的国际标准，这其中包括相关流程体系、系统平台、技术应用、商业模式等，几个月之前，IEEE明确由海尔牵头制定关于大规模定制工业模式的国际标准。为什么半年内两大国际标准组织都决定由海尔牵头制定大规模定制标准?

　　罗清启：这是海尔模式第三个维度的冲击，前两个主要集中在管理理论界和组织实践领域。这三个维度显示了这个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被快速接纳的基本路径：管理哲学体系的确立、组织层面的试验、标准语言的统一。互联网在当下的全球管理界被当成是拯救现象的工具，我们亦步亦趋地、痴迷地纠缠在互联网带给工业的匆忙转型进程之中。

　　海尔的大规模定制体系(COSMOPlat)实际上是耦合了工业与用户等诸多社会主体，构造出一个共时的新的开放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需求是第一位的，它被定义为持续性的个性事件，工业体系则是产生这些需求事件的社会性环节，工业体系的开放性作为新的未来被建构出来，它实际上标志着大规模的个性化需求正式登上管理学的历史舞台。

　　大规模定制从1970年代在西方提出直到现在，它始终徘徊在大规模制造的意涵之内，生产环节希望和自己的交换环节一起完成这个模式的转型，这从逻辑上看实际是不合规的，供应链寄希望自行解决这个问题，这在漫长的岁月中变成了一种自我定义的循环而使所谓的大规模定制止步不前。海尔把市场创造力接入生产环节，它锻造了新的生产结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海尔模式不是某种互联网理论的创新，它实际是物联网管理学的一次扩张，这次扩张无论是从表观上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革命性的，两大国际组织的紧急推广意愿印证了这个结论。

　　生产能力投资需要内禀性吸力来平衡

　　新华网：据国内研究报告《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测算与行业分布》显示，2001—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平均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60.68%，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我们一直在通过各种措施来应对产能的优化，全球发达国家也通过新的工业革命来调整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有观点认为海尔的大规模定制模式能为未来的工业产能管理提供结构化的帮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观点?

　　罗清启：海尔的大规模定制模式带来的工业革命不是局部的,而是完整的、系统性的，它要改变的是整个工业的生产与交换的结构。产能的问题有史以来一直被当成一个工业的外部问题来对待，也就是当成投资问题来对待，生产能力的国家或者区域的扩张和紧缩问题一直被当成经济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问题而被推到投资景气的控制问题上去了，也就是说它永远是作为工业的外部性问题而存在的。

　　中国工业产能的大规模增长有我们的潜在优势，这种长时间的工业供应能力的扩张创造出生产过剩的世界性的临界条件，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工业的内部引力去牵引和平衡我们的生产能力，海尔的COSMOPlat体系不仅仅是推动工业创造进程的机制，它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带来了“需求透明”的可计算的市场。

　　这为生产能力投资带来巨大的内禀性吸力，产能再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装备投资了，大规模的个性化需求作为创新之矢在工业的物联网尺度上浮现出来，因此，产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生产能力，而是一种具有了多个前进方向几何特征的新工业力量,在未来工业天体的整体图景中工业产能投资的流星轨道开始消失。

　　来自交换方向的生产过剩因素将得到阻遏

　　新华网：这些年来我国物流费用降本增效已有长足进步，但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仍然较高，2017年仍为14.6%，而欧美国家仅为6%-7%。据了解，海尔的大规模定制模式创造了一个新指标：“不入库率”，目前该指标为69%，我国大部分工业企业如果采用大规模定制模式，将会给产业、经济和社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罗清启：对整个社会物流体系的改变来说，海尔大规模定制模式的作用更是结构性的，规模也是巨大的。因为电子商务进程的领先，中国物流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调整阶段。电子零售目录的出现正在引发全球最大规模的仓库库容的扩张运动，新库容非理性扩张以及与旧库容的加总扩大了我们的无效库容，目前这个过程还在持续，库容的生产过剩边界马上会迎头撞线，在所谓的市场作用力的调整之下，库容有效再平衡的行动已经是迫在眉睫，这跟生产能力的发育过程一样，脱离了生产环节的制约。

　　在库容扩张的同时，最优的多式联运路线仍在发育，这种路线的发现在整个物流成本下降中的贡献被人们寄予厚望，实际看来，在现有的生产格局之下，它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社会物流的总体成本包括运输费用、保管费用和管理费用，如果生产能力依然被当成一种跟随经济景气变动而变动的投资的话，我们目前的物流成本是没有结构性下降的条件的，虽然我们众多大型电子零售平台在追逐物流的规模经济性而大规模增扩库容，但是，受制于总体的生产结构，大型电子零售平台的物流减负作用的社会效应是有限的。

　　电子零售平台的发育和全国范围的对线下零售体系的替代加快了全国价格的发现，如何在大规模生产能力与数量众多生产主体的生产现实中促生世界级的工业竞争力是中国工业的阶段性难题，电子零售平台仍然处在发育期，它可以完全快速实现交换与物流的透明，这个两个领域的透明之日也是此类零售企业利润触碰到天花板的时刻。

　　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交换利润将被寻找殆尽，这必然将导致交换把手伸向生产环节，所以交换会对制造发起武器的批判，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期待这个格局以后会进一步转化为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与合适数量生产主体相健康配置的格局。当然，这个转化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需要的是平稳的过渡，但如果生产与交换没有被紧致地装入一个市场方程的话，生产能力与物流过程受制于产业外部投资的干扰的话，我们的工业所受到的颠簸将是难以想象的。

　　站在物流成本的总盘子之外去消减运输费用、保管费用、管理费用等费用的思路是一种机械思维，海尔的大规模定制模式事实上是一个物联网时代的生产与交换的一体化方程，它建基于生产与消费界限的打破，更为实质的是生产对交换的归约，来自生产与交换两个方向制造生产过剩的因素得到根本性的阻遏。不入库率可以表述为生产与交换的对称关系在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中被建立起来，它相对于全球臃肿(无效供应)的工业来说就是一把瘦身的奥康姆剃刀，这就是国际组织急于将海尔的大规模定制模式推向全球工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