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东飞

　　人们习惯于认为，消费与公平之间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看来，消费才是评价社会公平的最重要指标。消费不公平，导致了社会不公平。促进消费公平，将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

　　乍一听，这样的主张很令人费解。因为人们更看重收入和财产的公平，至于消费，很多人都能够接受“钱多多花，钱少少花，没钱不花”的观念，好像它只是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动态地去分析，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以人们普遍推崇的“寒门出贵子”现象为例，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如果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有教育方面的消费，那么他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和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也就是说，消费的不公平导致了此后一系列不公平的发生。实现社会公平，需要从促进消费公平入手。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和市场都有各自的用武之地。政府的职责在于促进公共消费的公平，像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养老等最基础的公共消费，政府必须通过财政兜底、社会保险的方式来保障。这样一来，不管一个人的收入财产状况如何，他在生病就医、接受教育等方面都可以毫无顾虑地进行消费，这种消费公平带来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和公共消费不同，人们的日常消费、私人消费主要由市场提供。目前，在这个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并不少见，却表现得十分隐蔽。在持有“五环内”价值观的人看来，我们的消费早就进入了“高大上”的年代，今天再谈什么“物美价廉”就是LOW，就是消费降级。他们看不到“五环外”的坚硬现实：全国八成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内，半数家庭的年收入低于6.6万，两成最底层家庭的年收入只有1.7万元。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老话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消费市场，当大家都四顾茫然感觉增长乏力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理想过于“超前”所导致的。无论是大平台，还是小商家，都已经习惯了用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能力、消费习惯来推论全国市场。在这种浮夸式的、自嗨式的“商风”之下，不要说农村，就连四五六线城市的客观消费需求都已经被遮蔽。

　　其实，一二线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收入方面，一二线城市比低线城市自然有不少的优势。但是，不断升级的房价、无底洞似的子女教育费用等等“大山”，都在不断侵吞着白领们对提升生活开支的奢望。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正在实现消费理念的理性回归，节衣缩食买奢侈品的“傻帽”越来越罕见，精打细算、够用就好不再被视为“丢人”。理念之变，必然带来消费需求的调整，这种调整无须用升级或者降级来评价。

　　四五六线城市的大妈们，通过手机，通过别人发出的拼团邀请，终于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网购，终于以前所未有的低价买到了千里之外的“好物”，这个时候，她们到底是实现了消费升级还是降级?一二线城市的白领们，舍弃了之前的虚浮做派，用不可思议的价格买到了一堆生活必需品，这个时候，他们到底是实现了消费升级还是降级?既不用拿升级来褒奖，也不用拿降级来贬斥，他们所实现的只不过是一种需要被实现的消费公平而已。

　　所谓的消费公平，除了在公共消费中实现基本的均等，还包括在个人消费中按照消费者的意愿实现他们的消费需求。当低线城市的大妈不知道网购为何物的时候，当高线城市的白领理性消费却被浮夸舆论嘲讽的时候，他们所遭遇的正是一种消费不公平。消除这种隐蔽的消费不公平，对消费者来说是公平权利的实现，对社会而言是一种“获得感”的普遍成就，对市场而言则是一次波澜壮阔的变革与机遇。

　　正是因为促进了消费公平，所以电商领域出现了红海中破空而来的拼多多，线下零售领域出现了受人青睐的名创优品，文化消费领域出现了短视频黑马抖音。就连阿里也开始打出广告，要用40万年薪招聘60岁以上的“广场舞KOL”。从促进消费公平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开始重视老年群体的觉悟。

　　新近将要在美股上市的拼多多很可能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消费公平的样本。不久前，拼多多CEO黄峥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说，“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最广大”的视野，所以拼多多才会在“电商格局已定”的论调中找到缝隙并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个缝隙，也可以理解为促进消费公平的诉求。有统计数据显示，拼多多用户70%为女性，65%来自三四五线城市。这些用户，原本是被传统电商所忽视和抛弃的群体。拼多多依靠无远弗届的移动互联网，以及“拼”的创新模式，让他们享有了物美价廉的新网络购物体验。当然，反过来，也正是实现了消费公平权利的他们，将拼多多送上了第三大电商巨头的宝座。

　　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基尼系数”，中国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程度较高，发展显著集中于头部城市，低线城市与头部城市的差距明显。同样，“数字恩格尔系数”则显示，越是到低线城市，数字经济活动所占的比例越低。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验证了电商等数字化服务在低线城市“未开垦程度”较高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表明，只要能够转变观念，乐于促进消费公平，新兴电商面临着一个更为庞大的市场和更为广阔的前景。